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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年后的礼拜、教育与风纪

1525年

1525年是市民宗教改革在制度上成形的一年。市议会于1月通过了新的济贫条例,4月废除弥撒,5月设立婚姻法庭。先知学院(Prophezei)于6月开办;这一年中,市议会还始终在应对再洗礼派以及农民的诉求,后者将在下一节讨论。苏黎世州归正教会(Reformierte Kirche des Kantons Zürich)将1525年1月的济贫条例列为一套由国家组织、以解散修道院的财产为经费来源的福利制度的奠基。1 该条例的具体规则——禁止乞讨、组织从原多明我会和奥斯定会修院分发面包及其他救济、并设立一批监管人员——将在B.II章中探讨。就本文而言,只需指出:该条例把私人和教会的慈善转变为一项以世俗化捐赠为经费、由市政官员管理的公共服务。

圣餐礼取代了弥撒,每年举行四次圣餐,取代每日的弥撒。2 这一变化的经济效果容易被忽视。与其他地方一样,中世纪晚期苏黎世的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为亡者举行弥撒的捐赠维持:各家族把土地或租金捐给某座教堂或小礼拜堂,以便由一名神父为其已故成员的灵魂举行弥撒,而且往往是永久性的。宗教改革宣布此类弥撒毫无用处,并废除了为其提供经费的祭坛圣俸。这些捐赠财产转入教会、学校和济贫的公共基金,而不返还给捐赠人的继承人。由此,宗教改革一举终结了整整一类永久性信托,并将其资本改作他用——现代的信托律师会把这一操作称为一次大规模的“近似原则”(cy-près)适用,只不过它由主权者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的情况下完成。

先知学院与公共教育

1525年6月19日,先知学院在大教堂(Grossmünster)的唱诗席举行了首次会议。除星期五外的每个工作日,夏季早上七点、冬季早上八点,城中的神职人员和年长的学生聚集在一起研读《旧约》的一段经文。经文先以希伯来文朗读,再译成拉丁文,与《七十士译本》的希腊文对照,然后加以阐释;之后,Leo Jud把释经的成果译成德语,讲给更广泛的会众。第一位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教师Jakob Ceporin于1525年12月去世,年仅二十五岁;1526年3月由希伯来学家Konrad Pellikan接任。先知学院是编译苏黎世圣经的工场,后来成为1528年以后创办的伯尔尼神学院以及洛桑学院的范本。3

《瑞士历史辞典》(HLS)将先知学院(后称Carolinum)描述为该市自1525年起培养牧师的机构。4 它的经费来自大教堂教士团的收入,实际上也就是来自1523年协议转为薪俸的那些圣俸。Carolinum一直是苏黎世的高等学府,直到1833年苏黎世大学创立;苏黎世大学也视先知学院为其前身。5 从财务角度看,这一安排是一家在公共控制之下、以捐赠资金运营的教育机构,这种结构预示了后来苏黎世文化和教育生活中的各类基金会。捐赠财富与公共教育之间的联系,也塑造了该市后来的银行和商业精英:他们在Carolinum和拉丁学校接受教育,并把支持教育视为一项市民义务。

乡村的堂区学校发展较慢,但牧师应教导年轻人识字、学习教理问答和诗篇这一原则,随宗教改革而确立,并由堂区的捐赠财产提供经费。据一种说法,原吕蒂(Rüti)修道院成为该州最早的公立学校之一的所在地,由改革者和原修士创办。6 能读懂圣经的民众,也能读懂合同、汇票和印刷的条例。新教识字率与商业发展之间的联系,是经济史上一个人们熟悉的主题。在苏黎世,这一联系有着具体的制度基础:把教会财产用于学校。

纪律与道德训令

1525年的婚姻法庭是一套道德纪律制度的核心,市议会在随后几年中不断扩展这一制度。针对咒骂、赌博、酗酒、服饰和宴饮奢侈以及怠于参加礼拜的训令相继颁布并在讲坛上宣读,而村庄中的Ehegaumer(婚姻与风化监察员)则负责举报违规行为。HLS将Ehegaumer这一制度的设立定于1526年。7 1530年又颁布了一部全面的道德训令。这种纪律具有市民性质。日内瓦后来在加尔文领导下的长老法庭(consistory)在开除教籍问题上为教会主张一定的独立性;与之不同,苏黎世把纪律权牢牢掌握在市议会及其法院手中。Bullinger反对脱离世俗权力而单独行使的教会纪律,至少在政府是基督教政府的情况下如此。8 这一比较将在B.IV章中展开。就该市的经济史而言,其结果是一种由公共权力规范私人行为(包括商业行为)的文化:禁奢法限制炫耀,而市议会的法院则把欺诈、债务和背信视为对基督教共同体的冒犯。

注释

  1. Reformierte Kirche Kanton Zürich,“Reformation von A bis Z”,https://www.zhref.ch/welt/aktuell/500-jahre-reformation/reformation-von-bis-z。 ↩
  2. Reformierte Kirche Kanton Zürich,“Reformation von A bis Z”,同上。 ↩
  3. “Prophezei”,维基百科(德文),https://de.wikipedia.org/wiki/Prophezei,关于日期、时间安排、方法、教师及后来的影响。 ↩
  4. HLS,“Zurich (canton)”,“La Réforme et l’Eglise d’Etat”(Meinrad Suter),https://hls-dhs-dss.ch/fr/articles/007381/2017-08-24/。 ↩
  5. “Universität Zürich”,维基百科(德文),https://de.wikipedia.org/wiki/Universit%C3%A4t_Z%C3%BCrich,关于1833年的创立、将既有的神学高等学校(“seit 1525”)并入新大学,以及将Collegium Carolinum称为苏黎世最古老高等学府的大学校徽。 ↩
  6. “Rüti Monastery”,维基百科,https://en.wikipedia.org/wiki/R%C3%BCti_Monastery。 ↩
  7. HLS,“Zurich (canton)”,“La Réforme et l’Eglise d’Etat”(Meinrad Suter),同上。 ↩
  8. 关于1530年的训令:wissen.de,“Aus dem Züricher Sittenmandat”,https://www.wissen.de/lexikon/aus-dem-zuericher-sittenmandat(“Zur Durchsetzung einer religiös-sittlichen öffentlichen Ordnung erließ der schweizer Reformator Ulrich Zwingli 1530 u. a. folgende Gebote”,其后列出关于参加礼拜、酒馆和游戏的规定)。关于Bullinger:维基百科(英文),“Heinrich Bullinger”,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inrich_Bullinger,关于1532年与Leo Jud的争论:“Jud proposed exercising church discipline separately from the secular power, while Bullinger argued that separating church and state courts was necessary only if the government were not Christian.” Bullinger对由官府行使纪律的辩护将在B.IV章中进一步讨论。 ↩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之间的委托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十月 2026 的法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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