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黎世乡村的包买制

一种组织形式

Verlagssystem（包买制，又称外包制）一词指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一种分散式生产形式。一位企业主，即Verleger（包买商），将生产外包给家庭工人，向他们提供原材料或半成品，并按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的工作支付工资。尽管工人拥有或租用该行业的简单工具，并在自己的住所内劳动，但材料和产品属于商人所有。¹该词源自vorlegen，意为预付或垫付。这种预付正是这一安排的本质：商人为生产过程提供预先融资。在固定资本甚少的经济中，占用在原材料、在制品和待售成品上的营运资本才是决定性的投资，而这正由商人提供。

在较早的德语经济史研究中，包买制与Kaufsystem（收购制）相对，在后者中，独立生产者自行购买原材料，并在市场上或向商人出售其产品。²苏黎世的情形表明，这两种形式之间的界限是多么模糊。据Pfister所述，直至十八世纪下半叶，苏黎世棉纺织业在很大程度上在形式上仍属于收购制，尽管其中已存在类似包买制的依附关系。城市商人控制着原材料进口、后整理工序以及成品出口。农村布匹生产者在苏黎世被称为Tüchler（布商），早期多为女性（Tüchlerinnen），他们从城市商人处获得信贷，并向家庭织工预付纱线，有时通过中间人进行。³

因此，苏黎世的这一变体具有多个层次。位于顶端的是城市商人，即Kaufherr或Fabrikant，他们在国外购买原棉或生丝，控制染色和后整理工场，并向国外销售。在他们与家庭工人之间是农村企业主，即布商，他们以赊购方式从城市购入纱线或原材料，交由本村家庭纺纱织布，再将布匹交付给商人。在他们周围活动的是Fergger（经纪中间人），这些中间人将原材料从城市运往乡村，收集纱线和布匹，检验质量，发放工资，并将货物交还商人。⁴最底层是纺纱工和织工本身，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在农舍和小屋中劳动。由于各行业、各地区和各时期的具体职能划分不尽相同，且当时的人使用这些术语也较为随意，历史学家倾向于将其描述为从纯粹收购到完全包买之间的一系列安排。

丝绸业则受到城市更为严格的控制。1800年以前，丝绸加工是城市市民的垄断行业，农村丝绸织工只为城市的丝绸制造商工作。一部关于霍尔根丝绸业的地方史将其结构描述为：作为制造商的布商在经纪中间人的协助下协调家庭工人家庭的劳动。⁵1680年的一个案例说明了这一垄断如何得到执行：沃利斯霍芬一对姓Bleuler的夫妇，身为城市的臣民而非行会成员，因自行生产丝绸而遭到起诉。⁶

地理与数字

包买制对乡村的改造并不均衡。其核心地带是苏黎世高地（Zürcher Oberland），即格赖芬湖和普费菲孔湖以东、向特斯河谷和赫恩利山延伸的丘陵地区。那里贫瘠土地上的小农场无法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棉纺和棉织在十八世纪成为当地的主导行业。⁷

地方数字可以让人对这一体系的密集程度有所了解。在位于高地西缘的乌斯特，约1790年有约1553人从事家庭劳动，约占当地人口的一半，其中34%为织工，16%为纺纱工。苏黎世商人提供原材料，并以固定价格收购成品，而工人则以赊购方式购置织机和纺车。⁸该地区的建筑至今仍是见证。Flarzhäuser，即高地典型的成排相连的低矮小屋，以及为给织机采光而开在朝南墙面上的成排窗户，正是原工业化的建筑形态。⁹

就整个邦国而言，前文已引用的1787年数字，即3.4万名纺纱工以及6500台用于织造平纹细布和印花棉布的织机，显示了仅棉纺织业一项的规模。¹⁰丝绸业又增加了数千名工人，其中许多人在边境之外。到十八世纪末，苏黎世商人所主导的是欧洲大陆规模最大的农村纺织劳动集中区之一，这一棉纺织区域越出本州，延伸至格拉鲁斯、托根堡、外阿彭策尔、瑞士中部和莱茵河谷。¹¹

家庭工业、家户与人口

家庭劳动的扩张深刻改变了农村社会。Rudolf Braun于1960年出版的关于苏黎世高地的经典研究表明，纺纱和织布的收入使年轻人无需继承土地即可结婚成家，并揭示了该地区家庭工人中如何出现新的消费、衣着、求偶和社交模式。¹²Braun的著作成为Franklin Mendels、Hans Medick、David Levine等人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展开的关于“原工业化”的国际讨论的奠基性文本之一。¹³

后来的研究对这一图景作了修正。Pfister发现，该理论所预言的人口行为，即无地家庭工人早婚和人口快速增长，在苏黎世地区只出现于十八世纪晚期的第三个增长阶段，而且只出现在所需投资极少的行业，如棉纺业。¹⁴他还将原工业化家户模型化为一个单位，该单位根据其阶级地位、生命周期以及成员的性别和年龄，在农业与纺织劳动之间分配劳动力，¹⁵他在一项关于十七、十八世纪苏黎世农村小纺织企业主家庭经济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法，该研究的标题“女人的面包——男人的资本”概括了此类家户内部的角色分工。¹⁶

从本书的角度看，这一体系最重要的社会后果是货币化。以现金赚取工资的农村家户成为商品的顾客、货币的借款人，在年景好时还成为储蓄者。尽管家庭工人收入不高，并承担着商业周期的全部风险，但他们的工资往往高于小农的收入，尤其是能够定期以现金支付。¹⁷因此，十八世纪晚期的苏黎世乡村是一个货币广泛流通、债务与债权十分普遍的社会。为荒年存下现金已成为人们熟悉的观念。正是在这片社会土壤中，十九世纪初的储蓄银行以及后来1870年的苏黎世州立银行（Zürcher Kantonalbank，见D部分）得以扎根。

这一体系也将风险集中于最弱势的参与者身上。当危机来临时，如1690年代和1770–71年的饥荒年份，或当时尚变化或关税关闭某一市场时，商人便减少订单，纺纱工和织工恰恰在粮价上涨之时失去收入。¹⁸从1780年代末起，廉价的英国机纺纱开始压低手纺纱的价格。机械化使许多手工纺纱工失业，这一进程在1806年至1814年间因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而暂时中断，此后机械纺纱厂占据了主导地位。¹⁹手工纺纱的终结属于C.III章和D部分所讲述的工业化历史。

注释

1. 《瑞士历史辞典》（HLS），Ulrich Pfister，“Verlagssystem”，2011年版本（2014年1月15日编辑），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13880/2014-01-15/（通过旧地址http://www.hls-dhs-dss.ch/textes/d/D13880.php查阅）。 ↩
2. HLS，Ulrich Pfister，“Kaufsystem”，2006年版本（2007年8月7日编辑），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43650/2007-08-07/。Pfister指出，在十八世纪下半叶，苏黎世棉纺织业和丝绸业的个别环节仍以收购制组织，官方管制仅有微弱发展。 ↩
3. HLS，Pfister，“Verlagssystem”（前引）。Pfister描述称，苏黎世体系在其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起源阶段，表现为商人与城乡亚麻布和棉布小生产者之间的信贷关系。 ↩
4. Neuthal Textil- & Industriekultur，“Geschichte zu Industrialisierung”，https://neuthal-industriekultur.ch/entdecken/geschichte，该文将Fergger描述为把原材料从苏黎世带给农村生产者、并将纱线和织物带回出售的中间人。关于运输、质量检验和工资发放的职能，另见词条“Fergger”，https://de-academic.com/dic.nsf/dewiki/436672，该词条指出，这一术语在瑞士仍以货运代理人的含义沿用至今。 ↩
5. 维基百科（德语），“Seidenindustrie in Horgen”，https://de.wikipedia.org/wiki/Seidenindustrie_in_Horgen（以缓存形式阅读内容）：1800年以前“die Seidenverarbeitung ein Monopol der Stadtbürger blieb”，农村织工“arbeiteten ausschliesslich für die Stadtzürcher Seidenherren”，以及“die «Tüchler» (Fabrikanten), die im Verlagssystem die Arbeit der Heimarbeiterfamilien mit Hilfe von Mittelsmännern (Fergger) koordinierten”。该文着重于1820年以后的时期，当时经济自由化使Stapfer、Hüni & Cie和Abegg & Staub（二者均成立于1825年）等农村丝绸制造商得以出现。 ↩
6. “Wollishofer Seidengeschichte”，Wollipedia，https://www.wollipedia.ch/post/wollishofer-seidengeschichte，一个地方史网站，其中记载一对“Ehepaar Bleuler”被判有罪，罪名是自行制作Burat丝绸并作为包买商将其外包给家庭工人。同一来源记载，在1781年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沃利斯霍芬12.5%的家户至少部分以纺织业为生。 ↩
7. Cornel Doswald、Claudia Fischer-Karrer和Barbara Thalmann Stammbach，“Die Industrielandschaft Zürcher Oberland von den Anfängen bis in die Gegenwart – eine Einführung”，2016年4月30日，https://docplayer.org/52558758-Die-industrielandschaft-zuercher-oberland-von-den-anfaengen-bis-in-die-gegenwart-eine-einfuehrung.html。作者描述了棉纺业上升为主导行业、十七世纪末农村中间人的出现，以及1740年代起的人口增长。 ↩
8. Stadt Uster，“Di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18. und 19. Jahrhundert)”，地方史，https://www.uster.ch/geschichte/14815?_display-mode=a11y。 ↩
9. Stettler等，“Baumwolle – Schicksalsfaden des Zürcher Oberlands”（前引），关于Flarz房屋及其大窗户；Stadt Uster，“Di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前引），关于朝南墙面上加开的织工窗。 ↩
10. HLS，Tanner，“Baumwolle”（前引）。 ↩
11. HLS，Pfister，“Verlagssystem”（前引），关于该体系在十八世纪扩展至瑞士中部和东部。 ↩
12. Rudolf Braun，Industrialisierung und Volksleben. Veränderungen der Lebensformen unter Einwirkung der verlagsindustriellen Heimarbeit in einem ländlichen Industriegebiet (Zürcher Oberland) vor 1800，1960年首次出版；书目信息见Wetzipedia，https://www.wetzipedia.ch/index.php/Medium:Industrialisierung_und_Volksleben。 ↩
13. Ulrich Pfister，“The Protoindustrial Household Economy: Toward a Formal Analysis”，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7（1992），第2期，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036319909201700206，其摘要将Braun、Mendels、Medick和Levine列为原工业化理论的提出者。 ↩
14. Chronos Verlag，对Pfister所著Die Zürcher Fabriques（前引）的介绍。 ↩
15. Pfister，“The Protoindustrial Household Economy”（前引）。 ↩
16. Ulrich Pfister，“Women’s bread – men’s capital: the domestic economy of small textile entrepreneurs in rural Zurich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The History of the Family 6（2001），第147–166页；书目信息见明斯特大学定量经济学中心（Center for Quantitative Economics），https://www.wiwi.uni-muenster.de/cqe/en/publication/106148。仅查阅了书目信息。 ↩
17. Doswald、Fischer-Karrer和Thalmann Stammbach，“Die Industrielandschaft Zürcher Oberland”（前引）。作者补充指出，1817年的饥荒危机促进了该地区储蓄机构的发展。 ↩
18. HLS，Fridolin Kurmann，“Hungersnöte”，2011年2月16日版本，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16226/2011-02-16/：“Die Krise der 1690er Jahre traf Gebiete mit niedriger Ertragsfähigkeit besonders hart”，以及“die Hungersnöte der Jahre 1770-1771 und 1816-1817 [waren] mitverursacht durch Konjunktureinbrüche in der Textilindustrie”，这种衰退在具有原工业化就业结构的地区造成大面积失业，并加剧了饥荒。 ↩
19. Stettler等，“Baumwolle – Schicksalsfaden des Zürcher Oberlands”（前引）；Stadt Uster，“Di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前引），关于大陆封锁和1814年后机械纺纱的兴起，以及关于湖畔厄特维尔（Oetwil am See）的Heinrich Kunz作为机械纺纱先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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