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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证券市场与德国的伪装

大银行与德国业务

苏黎世的各大银行在其德国业务上历经十年亏损,带着虚弱的状态进入了战争。20世纪20年代,瑞士银行曾向德国工业、市镇和银行大量放贷。1931年德国银行危机导致外汇管制和停兑协议后,这些贷款被冻结,只能缓慢地、带着损失收回。独立专家委员会(UEK)由Marc Perrenoud主持的大银行研究,追溯了瑞士机构试图减少其被冻结的德国债权的种种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设立所谓的“登记马克”(Registermark),这是一种被冻结的德国货币形式,可在德国境内用于某些用途,但只能以大幅折价兑换成外汇。1

20世纪30年代的亏损重塑了瑞士银行业格局,这一过程已在F.I章中叙述。数家银行需要救助,其中包括从联邦获得1亿瑞士法郎的瑞士人民银行(Schweizerische Volksbank)。其他一些机构经历了重组,或被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吸收。据委员会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瑞士银行业格局由三家银行主导:瑞士信贷银行(Schweizerische Kreditanstalt)、瑞士银行公司(Schweizerischer Bankverein)以及吸收了联邦银行(Eidgenössische Bank)的瑞士联合银行(Schweizerische Bankgesellschaft)。2三者中历史最悠久的瑞士信贷银行是一家苏黎世银行。Bank Leu是苏黎世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也是本书前面一章的主题,它对德国的风险敞口很大。1937年重组之后,它在战争期间又面临新的困难,首先是在其国外业务方面。3

同一研究记录了一些与瑞士银行业作为中立服务的形象格格不入的态度。研究发现,一些领军银行家对与犹太金融家合作持有强烈的保留态度。4研究还表明,尽管存在亏损,德国业务在整个战争期间对这些银行仍具有吸引力。瑞士银行的德国子公司和代理行继续运营,银行在清算制度下为贸易提供融资,同时管理德国客户在瑞士的资产。根据瑞士法律,这些都不违法。委员会的观点是,当交易对手是一个正在进行征服战争和实施灭绝政策的国家时,合法性并不是一个充分的标准。

商业银行与黄金交易

在战争的头两年,商业银行是德国黄金的积极买家。1998年的中期报告发现,1940年和1941年运往瑞士的德国黄金中约有八分之一是以商业银行为目的地的。统计概览将这几年瑞士商业银行收到的黄金定为6120万美元,这一数字大大高于盟国调查人员战后计算的2030万美元。5按当时的汇率,这一美元数字相当于《瑞士历史辞典》归于各大银行的2.67亿瑞士法郎。

这些银行将黄金转手获利,一部分卖给瑞士国家银行(SNB),一部分卖给瑞士国内外的私人买家。从1941年秋起,它们的回旋余地缩小了。瑞士国家银行担心私人黄金交易对瑞士法郎的影响以及不受监管的市场的风险,与各银行达成谅解,将德国业务集中到自己手中。从1942年起,与德意志帝国银行(Reichsbank)的常规交易成为中央银行的专属领域。6这一安排产生了一个直到战后才显现的后果。由于瑞士国家银行接管了德国黄金交易,战后的索赔针对的是中央银行,最终针对的是联邦,而商业银行几乎完全避开了黄金问题。当休眠账户和对犹太客户的处理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审视时,它们对此的准备远远不足。

被掠夺的证券与1945年的归还决议

瑞士银行接触被掠夺资产的第二个领域是证券交易。德国当局在被占领国家,首先是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夺取了大量股票和债券,并将其中一部分在中立市场上出售以换取外汇。瑞士拥有苏黎世、巴塞尔和日内瓦的证券交易所,以及众多活跃于国际证券业务的银行,自然成为一个出口。委员会关于瑞士与第三帝国证券交易的研究发现,交易在1937年和1938年以及1940年和1941年特别活跃,而到1939年德国证券已跌至其面值的20%以下。7

战争期间,瑞士民法对被掠夺证券的所有人保护甚少。根据《瑞士民法典》(CC),动产的善意购买人取得所有权,无记名证券尤其可以自由流通。战争期间,联邦委员会未就被盗或被没收证券的交易颁布任何特别的民法规则。直到1945年12月10日,它才通过了所谓的《掠夺资产决议》(Raubgutbeschluss),允许在被占领地区被夺取资产的所有人甚至向善意取得人追回这些资产,并允许该取得人反过来向恶意行事的出卖人索还购买价款。8

该决议的成效有限。截至1947年的期限,仅提出了785项索赔,争议总额约为200万瑞士法郎。仅荷兰就提交了其中760项。1951年,瑞士同意支付63.5万瑞士法郎,以了结价值130万瑞士法郎的索赔,其中银行出资20万瑞士法郎,但未被公开列为当事方。9委员会的结论是,进入瑞士的被掠夺财产多于被索赔的财产,而且联邦最高法院对归还决议的解释非常严格。文化财产的情况则有所不同。Kurt Siehr发现,在联邦最高法院掠夺资产庭提出索赔的艺术品都已归还,或通过判决,或出于自愿,尽管《瑞士民法典》允许在五年后善意取得被盗物品。10

伪装、转移与过境

第三个领域涉及战争期间被带到瑞士或伪装成瑞士资产的德国资产。委员会关于德国秘密行动的研究将瑞士描述为三类活动的枢纽:通过表面上的“瑞士化”企业来伪装德国在国外的商业利益;在败局临近时将资产转移到中立国家;以及希望离开欧洲的德国人的过境。研究估计,德国在瑞士的幌子公司数以百计,德国在瑞士的资产总额超过20亿瑞士法郎,尽管官方登记的数额仅略高于10亿瑞士法郎。尽管有德国的外汇管制,这些资产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在战争爆发后到达的。11研究还发现,瑞士当局向盟国和公众隐瞒了重要的调查结果,宁愿将德国的持有资产描述为大多是旧有的、因而没有问题的投资。

这类结构中最著名的一个,地址在巴塞尔,却在苏黎世有着漫长的后续历史。化学企业国际公司(Internationale Gesellschaft für chemische Unternehmungen),简称IG Chemie,后称Interhandel,于1928年和1929年以2.9亿瑞士法郎的资本设立,使其成为瑞士资本额遥遥领先的公司。它持有德国化工集团IG Farben在美国的权益,特别是通用苯胺与胶片公司(General Aniline and Film Corporation,GAF)。1942年美国没收GAF之后,Interhandel为收回该公司奋斗了二十年。这些股份最终于1965年以1.22亿美元拍卖,其中40%归Interhandel的所有人,60%归美国政府。1967年,Interhandel并入瑞士联合银行,后者由此既获得了这笔收益,也如后来的诉讼所表明的,承接了一部分历史包袱。12

赎金与苏黎世中间人

委员会的一份早期报告揭示了瑞士金融渠道一种鲜为人知的用途。1940年至1944年间,被占领的荷兰境内的德国机构以出境许可为交换条件,向犹太家庭勒索赎金。委员会记录了约400起此类案件,最低总额为3500万瑞士法郎,其中约一半与瑞士有关联。所索要的金额通常为每起5万至10万瑞士法郎,且必须以瑞士法郎支付。13中间人中有直接与德国当局谈判的Arthur Wiederkehr等苏黎世律师,以及Veit Wyler。银行在意识到其道德模糊性的情况下处理了这些付款。对于相关家庭而言,正如英美官员自己也承认的,这些付款往往是除被驱逐之外的唯一选择;然而到1942年11月,盟国已出于经济战的考虑将瑞士中间人列入黑名单。

赎金案件格外清晰地展现了战时金融的道德复杂性。一笔使党卫军(SS)获利并为德国提供外汇的付款,也可能使一个家庭免于被送往奥斯威辛。瑞士当局知悉这些交易,却几乎没有对中间人采取行动;它们将这些中间人的活动称为“移民走私”,尽管这并不构成刑事犯罪。由于这一插曲无法以单一标准来评判,委员会也没有尝试这样做。

注释

  1. Marc Perrenoud、Rodrigo López、Florian Adank、Jan Baumann、Alain Cortat和Suzanne Peters,La place financière et les banques suisses à l’époque du national-socialisme. Les relations des grandes banques avec l’Allemagne (1931–1946),UEK出版物第13卷,2002年,德文摘要,https://www.uek.ch/de/schlussbericht/Publikationen/Zusammenfassungenpdf/13d.pdf。 ↩
  2. UEK出版物第13卷(Perrenoud等),德文摘要,https://www.uek.ch/de/schlussbericht/Publikationen/Zusammenfassungenpdf/13d.pdf。 ↩
  3. 《瑞士历史辞典》(HLS),Jan-Henning Baumann,“Bank Leu”,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41661/2022-11-03/。 ↩
  4. UEK出版物第13卷(Perrenoud等),德文摘要,https://www.uek.ch/de/schlussbericht/Publikationen/Zusammenfassungenpdf/13d.pdf。 ↩
  5. UEK,统计概览(1997年12月),https://www.uek.ch/de/publikationen1997-2000/goldtransaktion.pdf;UEK,Switzerland and Gold Transaction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im Report(1998年),https://www.swissbankclaims.com/Documents/Doc_6_golde.pdf。 ↩
  6. UEK,Switzerland and Gold Transaction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terim Report(1998年),https://www.swissbankclaims.com/Documents/Doc_6_golde.pdf。 ↩
  7. Hanspeter Lussy、Barbara Bonhage和Christian Horn,Schweizerische Wertpapiergeschäfte mit dem «Dritten Reich». Handel, Raub und Restitution,UEK出版物第14卷,摘要,https://www.uek.ch/de/schlussbericht/Publikationen/Zusammenfassungenpdf/14d.pdf。 ↩
  8. UEK,Die Schweiz,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das Recht. II. Privatrecht,UEK出版物第19卷,2001年,摘要,https://www.uek.ch/de/schlussbericht/Publikationen/Zusammenfassungenpdf/19d.pdf(Frank Vischer撰稿)。索赔由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特别庭审理。 ↩
  9. UEK出版物第14卷(Lussy、Bonhage、Horn),摘要,https://www.uek.ch/de/schlussbericht/Publikationen/Zusammenfassungenpdf/14d.pdf。 ↩
  10. UEK出版物第19卷,摘要,https://www.uek.ch/de/schlussbericht/Publikationen/Zusammenfassungenpdf/19d.pdf(Kurt Siehr撰稿)。 ↩
  11. Christiane Uhlig、Petra Barthelmess、Mario König、Peter Pfaffenroth和Bettina Zeugin,Tarnung, Transfer, Transit. Die Schweiz als Drehscheibe verdeckter deutscher Operationen (1938–1952),UEK出版物第9卷,摘要,https://www.uek.ch/de/schlussbericht/Publikationen/Zusammenfassungenpdf/09d.pdf。 ↩
  12. Mario König,Interhandel. Die schweizerische Holding der IG Farben und ihre Metamorphosen – eine Affäre um Eigentum und Interessen (1910–1999),UEK出版物第2卷,摘要,https://www.uek.ch/de/schlussbericht/Publikationen/Zusammenfassungenpdf/02d.pdf。König的结论是,IG Chemie是一家控股公司,不应被描述为幌子组织。 ↩
  13. UEK,Die Schweiz und die deutschen Lösegelderpressungen in den besetzten Niederlanden,伯尔尼,1999年,https://www.uek.ch/de/publikationen1997-2000/loesegeld.pdf。该报告在Thomas Sandkühler和Bettina Zeugin的主持下编写。 ↩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咨询,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之间的委托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十月 2026 的法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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