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贫署与捐赠资产的管理

从宗教机构到公共机关

1525年1月的条例确立了用途和分配机制。资产则须单独加以组织，而苏黎世在这方面的做法颇为务实。市议会将世俗化的财产分开保管，并将每一所被撤销的修道机构置于一名市政官员——即Amtmann或Schaffner（管事）——的管理之下，由其继续收取该机构的收入、经营其地产并记账。早在1525年，市议会还设立了济贫署，并将修道院收入拨归该署。1533年，市议会设立Obmann gemeiner Klöster（原宗教机构总管）一职，负责监督全局。¹苏黎世州档案馆编写的宪政史对这一结构作了简明的描述：为管理这些财产设立了修道院管理署（Klosterämter），各署须将其盈余上缴新设立的中央总管署（Obmannamt）。²

由此形成的机关分布图，可谓苏黎世宗教改革后公共财政的一部小型地图集。位于苏黎世高地的吕蒂普雷蒙特雷会修道院的地产成为吕蒂署（Amt Rüti），自1525年至约1803年管理原修道院财产。其管事由苏黎世市议会的一名议员担任。该署从十四座并入的教堂以及散布于全州各地——从迪恩滕、菲申塔尔到埃伦巴赫、费拉尔托夫——的财产中收取什一税和地租，其中部分收入一直流入该署，直至1832年。其收入既用于济贫，也用于一般行政。³温特图尔附近的特斯多明我会女修道院于1525年被撤销，其地产收归国有，用于救济全州的贫困者，1606年以后又用于资助当地一所学校。⁴在城内，原方济各会修道院成为Hinteramt的所在地，该署服务于穷人直至1833年；原奥古斯丁会修道院则容纳了施舍署（Almosenamt），并自1596年起在其唱诗堂内设立城市铸币厂。⁵多明我会修道院及其收入归属医院，医院由此取得了粥厨（Mushafen）所在的地块，后来更扩展至整个原修道院。⁶圣母大教堂（Fraumünster）修道院成为Fraumünsteramt（圣母大教堂署），该署起初只是在一名市政管理人之下延续修道院对其土地的经营。⁷

铸币厂与施舍署同处一座原修道院，是城市财产管理中的巧合，但这一巧合颇能说明问题。在宗教改革后的苏黎世，旧教会的建筑成为国家经济职能的物质基础设施：方济各会修道院中的粮仓，奥古斯丁会修道院中的铸币厂和济贫署，多明我会修道院中的医院和粥厨。⁸今天的访客走进希尔申格拉本街上的高等法院（Obergericht）、布道者教堂旁的中央图书馆（Zentralbibliothek）或铸币广场（Münzplatz）时，脚下踏着的正是这一转变的遗迹。

收入基础：什一税、地租与Gülten

从经济角度看，修道院管理署是食利机关。其收入绝大部分由A部分所述的三种典型农业收入构成。什一税（Zehnt）是应向什一税权利持有人（通常为教堂或宗教机构）缴纳的一定比例的收成，以实物征收或折算为货币。地租（Grundzins）是农庄占有人应向土地所有人缴纳的固定年费。Gült（定期租金）则是通过购买租金设定的租金负担。买方向土地所有人支付一笔本金，从而取得以该土地为担保的永久性或可赎回的年收入；这种构造使教会得以有息放贷，而在形式上并不违反禁止高利贷的规定（见A部分及第B.III章）。

这一构成决定了新公共基金的性质。由什一税和租金负担组成的资产组合能够产生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对通货膨胀敏感的收入，因为实物什一税随价格上涨，而固定的货币租金则会贬值。它需要庞大的行政机构——收税人、粮仓、酒窖、账簿、债务人名册——并使基金与农业的兴衰紧密相连。因此，修道院管理署类似于大地主的庄园管理处，而这恰恰是它们在1525年以前的本来面目。其管理者都是熟悉收成、粮价以及农民债务人偿付能力的人。这类机关的典型风险是歉收、欠款以及固定货币租金因通货膨胀而缓慢贬值。归根结底，宗教改革后苏黎世的济贫是由苏黎世乡村的农民供养的：他们把过去缴给修道院院长的钱，缴给了吕蒂或卡佩尔的管事。

这一观察解释了苏黎世济贫制度一个延续至十九世纪的结构性特征：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张力。施舍署虽是城市机关，其粥厨服务于城市居民，但维持它的收入大多来自乡村的什一税和地租。乡村堂区发展出了各自的安排。在那里，Stillstand（堂区长老会）——由两至四名在布道后留下处理社区事务的男子组成的小型委员会——逐渐开始管理地方济贫基金；而从十六世纪末直至1839年，城市机关一直向乡村社区提供面包、钱款和冬衣。仅举一个有据可查的例子：1692年，赫恩格堂区每周从施舍署领取四十三条面包，另有现金和供最贫困居民使用的鞋子。⁹

会计与监督

苏黎世市议会围绕这些基金建立的监督结构分为三层。最底层是各机关的官员——济贫基金的施舍官及其神职同僚、各原修道院的管事、医院的院长（Spitalmeister）——他们负责收取、支出和记账。其上是由议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审计账目并批准支出，正如自1525年起设于施舍官之上的四名议员所做的那样。最高层则是自1533年起设立的总管，他接收各修道院管理署的盈余，并向市议会提供原教会财产的汇总情况。¹⁰

这一结构应结合市议会在1520年代推行的更广泛的行政合理化计划来看待。就在颁布施舍条例的同一年，即1525年，市议会设立了婚姻法庭（Ehegericht），由两名城市牧师以及大议会和小议会各两名议员组成。该法庭从康斯坦茨主教手中接管了婚姻管辖权，并通过其在各村的代理人，成为在整个辖区内实施道德监督的工具。市议会的命令规范货币、度量衡和市场，成为政治指导的重要工具，宗教改革后又辅以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命令。¹¹施舍署是同一运动的组成部分。它借助一个设有账目的常设机关，将一个此前由教会和私人虔敬所支配的领域，纳入市议会通常的立法和行政权力之下。

这些机关的账簿逐年记录了来自每一什一税区和每一债务人的收入、储存的粮食和葡萄酒数量、向牧师、教师和穷人的支付，以及上缴中央的盈余。对于金融史学者而言，这些账簿记录了一种公共会计文化的兴起：专款的使用必须逐项向监督机构说明理由。对于实务工作者而言，它们提醒我们：今天要求基金会理事会遵守的受托纪律——基金分离、向监督机构报账、将收益用于设立目的——早在近五百年前就已由苏黎世的公务人员付诸实践。

国库的诱惑：挪用与抗议

一个由同时控制国库的机关来监督的基金，有着显而易见的弱点，苏黎世也未能幸免。世俗化收入在理论上专门用于教会目的和济贫。但据市档案馆记载，实际上这些收入也被用于偿还国债和购置领地权利；对于这种挪用，茨温利的继任者海因里希·布林格（Heinrich Bullinger）后来曾多次抗议，但均无果而终。¹²州档案馆的宪政史同样指出，原教会财产的盈余也用于防御工事和国库，因而并非专门用于其原本的慈善目的。¹³

压力几乎立即出现。1526年2月，为避免迫在眉睫的财政崩溃，市议会决定出售或熔化教堂的贵金属，并将其铸造成硬币。年轻的布林格在1527年一篇反驳指责改革者抢夺圣杯者的论著中，真诚地断言了与实际发生之事相反的情况。据同一记述，来自教会财产的数以千计的古尔登被用于购买土地和领主权。¹⁴圣母大教堂的案例表明，财产的慈善性质也可能是事后建构的。布林格在事件发生约五十年后写道，卡塔琳娜·冯·齐默恩（Katharina von Zimmern）曾规定修道院的财富应当服务于穷人，但移交契据中并无此类条件。事实上，修道院的财富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既资助了社会救助和学校，也用于军事义务和购买统治权。¹⁵

布林格在这一问题上的坚持值得肯定。Esther Chung-Kim指出，尽管宗教领域与政治领域相互分离，布林格仍将济贫视为牧养责任；他始终主张将没收的教会财产用于社区需要；他的投入从1530年代的神学阐述，到1550年代的实际应用，再到1570年代的政治支持，一以贯之。¹⁶他的论证有着现代基金会律师一眼即可辨认的严密结构。财产是为某一目的而捐赠的，这一目的在弥撒被废除后以转化的形式——布道、教学和照顾穷人——得以延续。因此，取得财产的官府是在受该目的约束的前提下取得的。市议会作为受托人，无权将这些资金视为一般收入。这一主张是道德性和政治性的，因为没有任何法院可供布林格据以强制执行。尽管如此，它以十六世纪的语言表述了现代基金会法通过监督加以落实的原则：专用于某一目的的资产必须用于该目的。《瑞士历史辞典》（HLS）指出，新教护教者将世俗化辩护为把教会财产恢复到其原本的基督教目的，这一论证路线既用于回应天主教关于盗窃的指控，也用于约束官府。¹⁷

注释

1. 《瑞士历史辞典》（HLS），“Secolarizzazione”（“Säkularisation”的意大利文版），宗教改革一节，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13102/2012-06-20/；维基百科（英文）“Secularization of Church property in Switzerland”亦给出了相同的先后顺序，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cularization_of_Church_property_in_Switzerland。 ↩
2. Staatsarchiv des Kantons Zürich（编），Kleine Zürch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1218–2000（苏黎世，2000年；作者Agnes Hohl、Otto Sigg、Meinrad Suter、Thomas Weibel、Reto Weiss、Josef Zweifel），第30页，https://www.zh.ch/content/dam/zhweb/bilder-dokumente/themen/politik-staat/recherche-im-staatsarchiv/z%C3%BCrcher-geschichte/zh_verfassungsgeschichte.pdf。 ↩
3. 维基百科（德文），“Amt Rüti”，https://de.wikipedia.org/wiki/Amt_R%C3%BCti。 ↩
4. 维基百科（英文），“Töss Monastery”，https://en.wikipedia.org/wiki/T%C3%B6ss_Monastery。 ↩
5. 维基百科（德文），“Kirchen und Klöster in der Stadt Zürich im Mittelalter”，https://de.wikipedia.org/wiki/Kirchen_und_Kl%C3%B6ster_in_der_Stadt_Z%C3%BCrich_im_Mittelalter；关于奥古斯丁会修道院，另见维基百科（英文）“Augustinerkloster Zürich”，https://en.wikipedia.org/wiki/Augustinerkloster_Z%C3%BCrich，该条目指出，吕蒂署的管理工作可能自1537年起也在该处进行。 ↩
6. 维基百科（英文），“Predigerkloster”，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edigerkloster。 ↩
7. Felix Reich，“Katharina von Zimmern übergibt das Fraumünsterkloster”，forum/reformiert，2024年7月4日，由苏黎世州天主教会（Katholische Kirche im Kanton Zürich）转载，https://www.zhkath.ch/kirche-aktuell/kirche-im-kanton/katharina-von-zimmern-uebergibt-das-fraumuensterkloster。 ↩
8. 关于方济各会修道院后来用作粮仓并最终成为州高等法院（Obergericht）所在地，见维基百科（英文）“Barfüsserkloster”，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rf%C3%BCsserkloster。 ↩
9. “«… und schon zweimal unehelich geboren …»”，Höngger，关于赫恩格贫困问题的地方史文章，https://hoengger.ch/geschichte-armut-in-hoengg/。 ↩
10. Stadt Zürich, Stadtarchiv, Wissensportal，“Beginn und Durchsetzung der Reformation in Zürich”，https://www.stadt-zuerich.ch/de/stadtleben/stadtportraet/zuerichs-geschichte/stadtarchiv/wissensportal/reformation-in-zuerich.html，该文将总管署的设立定于1533年，并将其职能描述为对原修道院资产进行单独管理。 ↩
11. Kleine Zürch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1218–2000，第29–30页，https://www.zh.ch/content/dam/zhweb/bilder-dokumente/themen/politik-staat/recherche-im-staatsarchiv/z%C3%BCrcher-geschichte/zh_verfassungsgeschichte.pdf。 ↩
12. Stadt Zürich, Stadtarchiv, Wissensportal，“Beginn und Durchsetzung der Reformation in Zürich”，https://www.stadt-zuerich.ch/de/stadtleben/stadtportraet/zuerichs-geschichte/stadtarchiv/wissensportal/reformation-in-zuerich.html。 ↩
13. Kleine Zürch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1218–2000，第29–31页，https://www.zh.ch/content/dam/zhweb/bilder-dokumente/themen/politik-staat/recherche-im-staatsarchiv/z%C3%BCrcher-geschichte/zh_verfassungsgeschichte.pdf。 ↩
14. Huonker，“Bemerkungen zur Reformation in Zürich”，第17页，https://www.thata.ch/bemerkungenzurreformationinzuerich.pdf，依据Andreas Mühling为Heinrich Bullinger, Schriften第六卷（2006年）所写的导言，第17–20页。 ↩
15. Felix Reich，“Katharina von Zimmern übergibt das Fraumünsterkloster”，2024年7月4日，https://www.zhkath.ch/kirche-aktuell/kirche-im-kanton/katharina-von-zimmern-uebergibt-das-fraumuensterkloster。 ↩
16. Esther Chung-Kim，“Advocating for Poor Relief in Zurich: Heinrich Bullinger’s Contributions to Religious Ideals and Policy Reforms”，Church History第86卷第2期（2017年），摘要，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hurch-history/article/abs/advocating-for-poor-relief-in-zurich-heinrich-bullingers-contributions-to-religious-ideals-and-policy-reforms/A1D754864AF1193989355D8CC304346A。 ↩
17. HLS，“Secolarizzazione”，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13102/2012-06-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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