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印刷业与网络

日内瓦的第一次难民潮（Refuge）

在使两种经济形态产生分化的诸多因素中，没有哪一个比移民规模的作用更大。自16世纪40年代末起，日内瓦成为逃避迫害的法国新教徒的主要目的地，同时也接纳了来自意大利、尼德兰和英格兰的人数较少但颇具影响力的群体。1549年，该城开设了一本新居民登记簿，即《居民名册》（Livre des habitants），该名册于1560年因政治原因停止登记，又在1572年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重新启用。据新教博物馆（Musée protestant）记载，1549—1560年的名册共载有约4800个姓名，十年间抵达的难民约有5000人，使人口增加了一倍。¹ 国际宗教改革博物馆记载，仅1559年一年就有1200多名法国难民抵达，而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后的1572年最后几个月里，又有1600多人抵达。² 对这类数字应持审慎态度，因为并非每一个登记在册的人都留了下来。许多人又转往法国、伯尔尼、巴塞尔、苏黎世或更远的地方。但其数量级仍然清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一座人口或许只有一万的城市吸纳了数千名移民，其中许多人受过教育、掌握技艺并拥有广泛的人脉。

难民中有贵族、律师、牧师、商人、印刷商、金匠和纺织工人。除了有时相当可观的资本之外，他们带来的首先是人际关系：与留在里昂、巴黎或卢卡的家人的关系，与安特卫普和法兰克福的通信伙伴的关系，以及与遍布法国各地的同道信徒的关系。日内瓦成为法国新教社群与归正宗欧洲其他地区之间的交流中心，而这种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书籍、信件、人员和金钱的形式进行的。

印刷业：日内瓦的第一个出口产业

第一次难民潮最显著的经济成果是日内瓦的印刷业。来自阿拉斯的律师Jean Crespin于1548年获得日内瓦市民权，在二十年内出版了约250种书籍，其中包括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英文的《圣经》，以及1554年首次出版的著名的《殉道者之书》（Livre des martyrs）。新教博物馆在关于Crespin的介绍中指出，印刷业在日内瓦养活了一千多人，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五。³ Robert Estienne是巴黎的王家印刷商，也是那个时代伟大的学者型印刷商之一，他于1550年离开巴黎前往日内瓦，在那里经营约四台印刷机；当时大多数日内瓦印刷商只拥有一两台，这一数量实属罕见。到1557年，他的儿子Henri已在该城开设了自己的印刷所。⁴

印刷业是一项资本密集型行业。它需要为纸张、铅字和人工预付资金，需要向书商和流动书贩提供长期信贷，还需要有能力承担书籍偷运入法国时遭没收的风险。日内瓦的印刷商与出资人合作，这些出资人往往也是难民同伴，他们预付资本并分享利润。由此，图书贸易成为难民群体学习商业信贷和风险管理的一所学校。本文提出的解读是：印刷业在16世纪的日内瓦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丝绸贸易在17世纪的苏黎世所起的作用——它是商人资本、信贷和出口网络首次以相当规模组织起来的行业。

苏黎世也有自己的伟大印刷商Christoph Froschauer。他出生于巴伐利亚，后成为苏黎世市民，印刷了茨温利的著作和《苏黎世圣经》，1522年大斋期那场著名的香肠餐也正是在他家中举行的。⁵ Froschauer的印刷所是一家大型企业，其书籍远销各地，但它只是一座城市中的一家大商号，而这座城市的经济仍以手工业、商业和农业为主。在日内瓦，印刷是城市经济的一个行业；而在苏黎世，它意味着一家杰出的企业。

英格兰流亡者：作为避难地的苏黎世与日内瓦

1553年至1558年的玛丽时期流亡者，说明了这两座城市如何能够发挥互补的作用。1553年玛丽一世在英格兰恢复天主教后，约有800名英格兰新教徒出走国外。他们定居于法兰克福、斯特拉斯堡、巴塞尔、阿劳、苏黎世、日内瓦、韦瑟尔、埃姆登及其他归正宗城市。⁶ 在职业可考的约500名流亡者中，同一项调查统计出67名神职人员、119名神学学生、166名乡绅、40名商人、32名工匠和7名印刷商，并指出这次流亡部分由Richard Springham和John Abel等伦敦商人资助。⁷

苏黎世接纳了一批学者和未来的主教，他们与布林格及其同事过从甚密，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返回英格兰后，又与苏黎世保持了长期通信。这些通信后来被编为《苏黎世书信集》（Zurich Letters），是研究伊丽莎白时代教会的重要史料。⁸ 日内瓦接纳的会众规模更大，立场也更激进。日内瓦英格兰教会成立于1555年，其人数最多时达233人，分属约140户，约占全城人口的百分之二。该会众的牧师中有John Knox和Christopher Goodman，他们编成了1556年的《日内瓦礼仪书》（Book of Geneva）和1560年的《日内瓦圣经》，后者是当时阅读最广的英文《圣经》。⁹ 这一模式颇具代表性。苏黎世为一个有限的圈子提供学术性的接待，并通过通信维持其影响力。日内瓦则在数年间吸纳了一个较大的群体，并将其转化为在国外推动宗教和政治变革的工具。

洛迦诺人与卢卡人

意大利难民使这一比较最为鲜明。1555年，洛迦诺的新教家族在共同统治该地区的天主教各州作出决定后遭到驱逐，他们翻越阿尔卑斯山，定居苏黎世。其中有Orelli家族和Muralt家族，其后裔成为苏黎世商业、印刷业和政界的领军人物。Orelli家族在一家印刷公司中的股份，后来发展成为Orell Füssli公司。¹⁰ 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在苏黎世丝绸业起步阶段所起的作用，是B.V章的主题。

日内瓦接纳了来自许多城市的意大利难民，其中对其经济史最为重要的是卢卡的商人。卢卡家族，包括Burlamacchi、Calandrini、Diodati、Micheli和Turrettini等，带来了丝绸贸易和国际银行业务方面的专门知识。他们的企业中最著名的是“大商号”（Grande Boutique），这是一个从事丝绸制造和贸易、同时也经营银行业务的合伙企业。根据网上可查的文献综述，其资本从1594年的18000埃居增长到17世纪初的数倍之多，在经营最好的年份年利润达百分之十五至三十，后于17世纪20年代末解散。¹¹ Francesco（François）Turrettini于1547年生于卢卡，1575年为躲避教皇的逮捕而出逃，并于同年12月19日加入日内瓦的意大利教会。在定居日内瓦之前，他曾在安特卫普和苏黎世碰过运气。在日内瓦，他成为大商号的核心人物，并与Carlo Diodati合伙从事银行业。他和他的儿子们于1627年获得日内瓦市民身份，不久之后他于1628年去世。¹²

Turrettini的经历是一个微小但发人深省的细节。一位拥有资本和国际人脉的卢卡商人先尝试了苏黎世，又转往日内瓦。由于本文所查阅的史料并未记载其中原因，仅凭一个人的生平就作出过多推论是不明智的。不过，这一总体对比在文献中已有充分论证。日内瓦需要人口和资本，其执政官看到了移民的好处，因而接纳商人难民为居民（habitants），对足够富有或有用者，还接纳为市民（bourgeois）。相比之下，在苏黎世，行会保护其成员免受竞争，因此难民被勉强接纳，并被限制在不会威胁既有手工业的行业中。¹³ B.V章将说明，洛迦诺人如何通过发展当时行会尚未占据的丝绸贸易，将这一限制转化为机遇。

注释

1. Musée protestant, “The Huguenot Refuge in Switzerland”, https://museeprotestant.org/en/notice/the-huguenot-refuge-in-switzerland/。1549—1560年的名册由Paul-F. Geisendorf编辑出版：Livre des habitants de Genève, t. I (Geneva: Droz, 1957)。 ↩
2. Musée international de la Réforme, “La Genève réformée – Informations”（出处同上）。 ↩
3. Musée protestant, “Jean Crespin (1520–1572)”, https://museeprotestant.org/en/notice/jean-crespin-1520-1572-2/。 ↩
4. Edward Worth Library, Dublin, “Editor Printers”，展览The Estiennes，https://estiennes.edwardworthlibrary.ie/editor-printers/。 ↩
5. Evangelisch-reformierte Landeskirche des Kantons Zürich, “Reformation von A bis Z”（出处同上），关于1522年在Froschauer家中举行的香肠餐；Zentralbibliothek Zürich, “Reformation”（出处同上），关于Froschauer 1525年的德文《圣经》和1531年的完整版《苏黎世圣经》。 ↩
6. Wikipedia, “Marian exil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ian_exiles；瑞士国家博物馆博客文章“The Marian Exiles in Switzerland”（2020年11月），https://blog.nationalmuseum.ch/en/2020/11/the-marian-exiles-in-switzerland/，证实了1553年玛丽即位后向瑞士的流亡，以及流亡者后来对英格兰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 ↩
7. Wikipedia, “Marian exiles”（出处同上），其中引用了关于这次流亡的标准人物志研究。 ↩
8. The Zurich Letters, comprising the correspondence of several English bishops and others, with some of the Helvetian reformers, during the early part of the reign of Queen Elizabeth，Hastings Robinson为帕克协会（Parker Society）编辑，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42；HathiTrust目录记录见 https://catalog.hathitrust.org/Record/008304369。 ↩
9. Wikipedia, “English Congregation in Genev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glish_Congregation_in_Geneva。 ↩
10. 瑞士国家博物馆博客，“The Protestants of Locarno”（2024年2月），https://blog.nationalmuseum.ch/en/2024/02/the-protestants-of-locarno/。 ↩
11. Wikipedia, “Grande Boutiqu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ande_Boutique，其中引用了Walter Bodmer, Der Einfluss der Refugianteneinwanderung von 1550–1700 auf die schweizerische Wirtschaft (1946) 和Liliane Mottu-Weber, Economie et Refuge à Genève au siècle de la Réforme (1987)。 ↩
12. Wikipedia, “Francesco Turrettini”,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ancesco_Turrettini。 ↩
13. HLS（《瑞士历史辞典》），Danièle Tosato-Rigo, “Protestantische Glaubensflüchtlinge”，2014年12月12日版本，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26884/2014-12-12/。该条目记载，1549年至1587年间，日内瓦接纳了近8000名新教难民“als Habitanten”，其中一些人获得了市民身份，而难民的企业服务于当局的重商主义目标及其反贫困斗争。相比之下，在苏黎世，“mächtigen Zünfte”因担心“die Konkurrenz der hugenottischen Unternehmer im Textilsektor”而反对难民定居，而Orelli等家族则从事丝绸织造和批发贸易。HLS关于行会反对的论述针对的是后来的胡格诺派难民潮。标准专著为Walter Bodmer, Der Einfluss der Refugianteneinwanderung von 1550–1700 auf die schweizerische Wirtschaft (1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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