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与天主教南方
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题首次发表于1904–1905年，它使新教与天主教经济文化之间的对比成为社会科学的经典主题。韦伯认为，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与天职观念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有纪律、不断积累的经济行为；而天主教凭借圣事上的赦罪，允许人们对劳动和财富采取较为松弛的态度。历史学家反驳说，商业资本主义早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在天主教的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繁荣发展，而萨拉曼卡的经院神学家也发展出了一套精深的货币理论。1
对于意大利语南部而言，这一论题的帮助有限。博罗梅奥的天主教改革本身就是一项关于纪律、理性化和记录保存的计划。它要求神职人员驻堂、接受教育并呈报账目，要求平信徒定期告解、省察良心并归还不义之财。其各项制度——巡视、财产清册、受审计的善会和受规范的censo——在韦伯本人的意义上都是理性的。天主教改革没有产生的，是一种为积累而积累的伦理。其经济理想是捐赠基金：为某一目的而永久持有的资本，在监督下管理，产生适度而稳定的收入。这一理想更接近现代的基金会、养老基金和稳健管理的家族财富，而不是韦伯心目中的企业家资本主义。
这一比较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日内瓦和卢加诺这两个现代金融中心已经趋同。两者都以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为主，都聚集了大宗商品贸易公司，也都受同一部联邦法律和同一监管的约束。它们今天的差异更多源于各自的客户群、语言和邻国，而非各自的教派历史。日内瓦服务于法国、中东、拉丁美洲和全球客户。正如D、E和H部分所示，卢加诺主要服务于意大利家族和企业家。
尽管如此，教派历史仍留下了从业者可以辨认的痕迹。卢加诺银行的意大利客户往往期待一种长期的个人关系、理所当然的谨慎保密，以及以保值和传承为导向的稳健家族财富管理。不动产和担保贷款发挥着重要作用。家族基金会、附有用途的捐赠基金，以及将宗教和慈善遗赠纳入遗产规划，都是人们熟悉的工具。意大利和瑞士的天主教机构、修会和教区本身也是这一金融中心的客户。这些特征没有一项是天主教所独有的，但每一项都可以在博罗梅奥改革所组织起来的堂区、善会和圣俸经济中找到前身。
要点。天主教教会法和加尔文的日内瓦都允许资本获得回报，也都谴责对贫困者的剥削。教会法管控的是交易的形式（合法的censo、真实的兑换、合伙、补偿名义），而日内瓦管控的是利率。在意大利语南部，天主教信贷是本地的、以土地为基础的、机构化的，由圣俸、善会和地方显贵管理。在日内瓦，新教资本走向国际，并向君主放贷。这一差异既源于教派，同样也源于政治和经济结构。此后，这两个金融中心在同一部联邦法律之下趋于一致。
注释
- Max Weber，“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20（1904年）和21（1905年）；关于批评，参见R. H. Tawne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伦敦，1926年），以及Marjorie Grice-Hutchinson, The School of Salamanca: Readings in Spanish Monetary Theory, 1544–1605（牛津，1952年）。Wikipedia（作为最后手段查阅），“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Protestant_Ethic_and_the_Spirit_of_Capitalism（“in 1904 and 1905 i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发表；预定论与对蒙拣选之征兆的寻求；关于资本主义早在14世纪的意大利和天主教的佛兰德斯就已繁荣的反驳；经院学派的贡献，包括萨拉曼卡学派），以及“School of Salamanca”，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hool_of_Salamanca（Azpilcueta早期形式的货币数量论；Grice-Hutchinson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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